新婚祖父站在他一手一脚初建的新房前，身旁依偎着三寸金莲的新娘，我的祖母。这是一栋三柱二瓜新房，准确说还是一排刚刚立起的木架。一根根剥去树皮的松木柱泛着亮光，散发出浓郁的木香。那匹红色缠梁布从高高的屋梁上悬垂下来，平添了许多喜气。当骑坐在房梁两头的木匠和乡邻诵毕四言八句的福事，向期待已久的人群撒下五颜六色的抛梁粑，他少年英俊的脸上终于划过一丝浅笑。 房子，立得并不顺利。 一晃九十多年过去，往事的碎片在记忆中漂浮。不得不仰慕曾祖父曾祖母旺盛的生育能力，一生养育了四男四女，而大清宣统二年出生的祖父是家中长子。男大当婚，十六七岁就成了亲，祖母也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但树大要发丫，儿大要分家，再说家里就一栋五柱四瓜的木房，实在容不下了。祖父的人生，只得另起科场。

 他很快与对门山上一个长辈达成了购买木料的协议，口头上的。古龙川人做生意，都是口说为凭，讲究一个信字。在古龙川人看来，这个字一边是人，一边是言，说话就要算话。卖方是长辈，家里有几座大山的森林。祖父说要修个五柱四瓜，对方接过八块大洋，在手里捏了捏，放进口袋，又一口闷了祖父敬的摊子酒，手一挥，爽快地发话，行，山林头的树子任你砍。祖父便带着木匠进了山。他砍树不太取巧，大大小小一齐下，两天工夫，倒下的树木横七竖八一大片。木匠却说木料还差一半。卖树的长辈在那光秃秃的山头上走来走去，脸色渐渐阴下来。他对年轻的祖父说，五柱四瓜房子可能太大了，你暂时用不着。三柱二瓜是发屋，你就立个三柱二瓜的吧。

 古龙川木房的规格，从大到小依次有七柱六瓜、五柱四瓜和三柱二瓜。七柱六瓜又高又大，往往是大户人家；一般人家都是五柱四瓜，比较实用。三柱二瓜是最小的一种，每一列只有三根长柱，两根短柱，屋檐低矮，进深也短，一层只有三间房，比五柱四瓜的木料要少去五分之二。祖父感觉一捶打在鼻子上。但所有木料子还在山林里，一根没运出去，而且立房也忌讳扯皮。因为事先没立字据，口说为凭成了口说无凭。祖父吃了哑巴亏，五柱四瓜的理想，变成了三柱二瓜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缩水的。

 但祖父并不气馁。他身高力大，喝酒一口干，在古龙川算个人物。他和弟兄几人经营一家榨油坊，夏天榨菜油，秋冬榨桐油和棬油，偶尔也有茶油。他们整天光着上身，甩开膀子，唱着榨歌，操纵着长长的榨杆撞向榨床，铁箍头沉闷有力的撞击声有节奏地在古龙川河畔炸响。在油气蒸腾中，祖父的肩膀一耸一耸，豆大的汗珠从身上山泉一般涌出，又在肩胛与胸膛上汇成小溪。当身上的汗水变成碗里的油水，祖父和祖母的新家渐渐滋润起来。几年后，他们置买了第一丘水田。 

 但总有一些挫折让祖父的人生前功尽弃。因为主业是榨油，无暇他顾，他就把水田租赁给别人。田土出租本是件小事，但吃了一堑的祖父很慎重，特意要求写个字据。一顿饭后，对方请来的先生当着双方的面写了字据，并逐字念给祖父听，不识字的祖父对听到的内容表示认可，按了手印。事成之后，祖父还向先生敬了酒，对先生与文字表现出足够的敬畏。第二年租赁期满，祖父想收回租出去的田，那家人却脸色一变，说田是他家的。祖父急了，拿出字据去打官司，结果输了。问题出在字据上，明明白白写着一个“当”字，而不是祖父声称的“赁”字。先生作证，也说写的是“当”字。祖父争辩说，明明是“赁”，怎么现在成了“当”？先生说白纸黑字，你自己也按了手印的。祖父差点气晕，瞪着一双牛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文字上吃了亏，祖父决定从武力上找回公平。他和牛高马大的几弟兄与对方在回龙场街上打了一场被载入古龙川口头史的大架。场面之恢弘，几十年后还有眉毛胡子全白的老人对我提及。架倒是打赢了，田却没要回来，这成了家族的羞辱。但此后祖父没有再死缠烂打，再找对方麻烦。如果有人提及此事，他会马上把话题岔开。他接受了被人算计的结果，表现出对文字的臣服。我惊讶于祖父的忍辱负重与契约精神，即便这契约有诈。只是听说祖父临终前指着两岁的我目视父亲，当父亲的耳朵凑近他时，只含糊地听到两个字，读书……父亲重重地点头。几十年后，当我因为贪玩而无意中旷课一节，构成事实上的逃学后，父亲对我棍棒加身下手之重，除了捶铁成钢的用意，想必还有这个隐秘的历史原因。祖父当年的心头之痛，透过父亲手中的棍棒，清晰地传导于我的皮肉之上。

 第一次失去土地的祖父依旧雄心勃勃。祖母一边心痛一边勤俭持家，迈着缠过的小脚朝她心中的小康奔去。多年后，三柱二瓜木房的下半部分全都装上了木板，又买了一丘大水田。他们固执地认为，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对土地有一种虔诚的崇拜，把买地称为安地方，有安身立命的意思。他们缺的不是勤劳，而是时间。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他们其实离地主富农已经不远。这是民国三十几年的事情，发生在1949年这个节点之前，让后来的子孙庆幸之余感到几分后怕。到土改时，壮志未酬的祖父懵懵懂懂被评为中农。买的田和榨油坊都被充公。先归农会，后归公社。祖父先后两次拥有本属于自己的地，最后都得而复失，很有些不解；祖母则将其归结为命，还说命中只有八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但三柱二瓜的房子倒是一直保留下来。 

 我与祖父的人生交集，其实只有两年多。一张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上，瘦到皮包骨头的父亲抱着两岁的我站在后排，旁边是母亲。祖父坐在前排的板凳上，胸前立着一根齐肩的长烟杆。他面部棱角分明，眼神透着自信，这种雄阔的气度，到父亲和我这里，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听说他脾气火爆，但对我这个长孙温柔得过分。都说我那时很作，晚上也吵闹不休。祖父就用一个竹编的花篮背篼背着我，整夜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摇晃背篼，直到我消停下来。在自己亲手建的新房里住了三十多年后，祖父因为一场急毛病去世了，年仅五十多岁。具体什么病，没人说得出，只知是急毛病。我关于祖父最后的印象，是众人闹哄哄地抬着一口棺材，从堂屋往外走，埋在了屋后三十多米远的地方。两岁多的我不依不饶，每天都哭着要求大人把祖父挖出来。这是我人生最早的一次记事。

 二十二岁的父亲成了老屋的新主人。那几年家里屡遭变故。祖父去世后，年轻的二嬢死于难产，未满十八岁的满叔疯癫而亡，大孃出嫁，祖母与父亲承受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空荡的老屋填满了他们的悲伤。好在母亲跨进了老屋的门槛，在堂屋里与父亲拜堂成亲，我们兄妹五人陆续出生，三柱二瓜的老屋渐渐拥挤和局促起来。老屋虽说有三间，但堂屋有香盒（神龛），是人神共居的地方，生活用房就只有两间了，孩子只好往楼上赶。没钱买木料，楼上柱子的框架间，只好用竹片夹墙。竹片遮挡的只是视线，并不包括风。热天头顶瓦片散发的热气袭人，冬天寒风吹着口哨从竹片缝穴里挤进来玩耍。实在受不了，就把一些写过的作业本纸，用米汤糊上。作业本纸不多，那些年也没多少作业，糊多少算多少。公社倒是有大报纸，一张就可以糊很宽，但那地方高堂大院，可望不可即。不过在楼上看书倒也相宜，通风透气，白天不须凿壁也能借光，书本的光芒开始照亮一个乡村少年的内心。

 老屋所在的寨子很小，一道由南向北的大山梁子，在老屋后面横逸出一条西高东低的支脉，直抵古龙川，其状如龙吸水。寨子里的人依山临水，聚族而居。族谱记载说，我们的祖先是司马光的爱婿，北宋末年从陕西率军入黔平叛，后代定居此地，明清时期还做过几个地方的土司或土官，但更多族人流落民间，成了山野村夫。寨子里都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后人开枝散叶，分家又成家。1959年饿死了两三家，但到六七十年代人口又渐渐多起来。尤其是七十年代，寨子达到生育高峰。孩子的哭啼，大人的吆喝，还有狗吠深巷，鸡鸣桑树，加上猪圈里有一声无一声的嚎叫，此起彼伏，那是寨子最有生气、最为热闹的时光。小孩也多是散养，我们的童年不差玩伴。平时男孩子看牛砍柴，女孩子打猪草，纳鞋底，差不多都是结伴而行。玩的花样也多，拉龙、玩石头叠子、斗鸡、藏猫猫。河边有沙洲，河沙软软的，千淘万洗，干干净净没有泥巴，玩沙子不沾手。河沙里有惊喜，经常能掏出团鱼蛋，有时三五个，有时一大窝。团鱼在水里出没，常常冒出水面，最容易暴露行踪。它们晚上上岸，悄悄生蛋，用沙子埋起来，但沙子上爬过的痕迹出卖了它们，总被放牛娃发现。我们不吃，只负责捣蛋，把蛋壳打碎，看着蛋黄蛋清流一地。

 快乐来自岸上，也来自水里。那时的水是清的，鱼是傻的，随便就可以抓，娃娃鱼、鲇鱼、青鱼、鳜鱼、白甲鱼、角角鱼，桃花鱼。热天洗澡，衣裤一丢，立马也成一条光溜溜的鱼，裸泳的快感无与伦比。打水漂，摸鱼，扎猛子，比憋气的时间，比游泳的长度。一位少年兄长在岸上是爬树高手。手脚并用，三下两下就爬上树巅；手一松，人又呼啦啦溜下来，活脱脱一只猴子。一窝斑鸠蛋被他掏空，蛋壳灰色，表面有许多雀斑，令从小笨手笨脚的我羡慕不已。在河里，他又变成一只鸬鹚。扎猛子一口气可憋几分钟，再冒出来时，手里捏一条，嘴上横一条，都是肥叽叽的角角鱼。我读到鲁迅《故乡》里的闰土，眼前总是晃动着他的身影。

 屋外好耍，屋里却有些困窘。八口之家的老屋越来越挤，越来越穷了。父亲一直渴望有所作为，老早就想把三柱二瓜扩展成五柱四瓜。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里，他最要紧的事情却是拖人口，俗话中的拖娃带仔。一个拖字，很能凸显中年父亲的负重前行。父亲算个乡下的能人，少年时代就喜欢读书，但读到高小便莫名其妙失去上学的机会。他想当兵，瞒着祖父祖母报了名，并且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即将上路的前一晚被祖父祖母哭着拦了下来。他们对参加解放军和拉壮丁的区别认识模糊，从而断送了孩子的前程。父亲性格豪爽，古道热肠，会一些小医术，喜欢花灯和各种热闹场合，河两岸的红白喜事，他都是当仁不让的总管。他属龙，但大约生在正月的缘故，终其一生都是一条走不出老屋的困龙。后来他场场醉酒，或许与此有关。为了五个孩子的口粮，父母和六十多岁的祖母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不过再怎么干，父亲每天也只有十个工分，祖母和母亲则是八个工分，因此年年欠生产队的债。老屋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贫穷的时候。父亲心有余而力不足，十多年也没有凑齐几十根木料。 

 直到土地下放两年后，父亲才七拼八凑，将三柱二瓜扩展成五柱四瓜。房子进深变大，每一间都可以一分为二，房间增加了，看起来也要大气一些。但房子上半部分一直是空架子，父亲再没有余力装上木板。森林已被砍光，父亲便用竹片编织篱笆，把柱子与柱子间的空白全都填补起来，大大小小几十块。当年我没有在意父亲究竟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只是三十多年后拆除这些篱笆时，我惊讶于这些竹片的坚韧和牢固。正房旁边，父亲还配建了三间厢房，作为厨房和吃饭的地方（叫餐厅有点大词小用）。七拼八凑的木料很小，有的柱子刚好够穿一个孔眼，我甚至疑心有的还是偷来的。坎下的底层做牛圈，居然有燕子每天绕着老屋飞。父亲便在牛圈的楼檩上用竹篾编了一块竹篱，燕子便以此为家，天天从河边的沙地衔来泥沙筑巢。豆子那么大的泥点，不知它们飞了多少趟。燕子最初是两个，后来就成一窝，叽叽喳喳的。再后来翅膀硬了，都飞走了。像我们一样。

 那时我已大专毕业，在离家三十里外的区中学当老师，只是周末回老屋去住一晚。结婚生子后，每逢大年夜，全家聚坐堂屋，平时空闲的大方桌上摆满饭菜，祖母居上，犬子在其侧，其余人环坐四方。在香纸和鞭炮的余味中，父亲自斟自饮，其乐融融。那七年的时光里，老屋四代同堂。其后，弟妹们渐渐长大，上班的上班，出嫁的出嫁，纷纷离开老屋。逢年过节，我们才应付似的回去一趟。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多年不在老屋过夜了。那时我们一心只想往外奔，完全是一种逃离的姿势，无暇或不愿回去，老屋只剩下三位老人自耕自食。回家的第二天，母亲总是一大早就把饭菜做好了，然后在门外叫我们，声音时轻时重。似乎敲重了，她怕吵着我们；敲轻了，又怕我们听不见，显得犹犹豫豫，小心翼翼的。我们嘴上不说，内心却怪母亲起得那么早，扰了年轻人的回笼觉。每次离家，年迈的祖母都会站在老屋旁的田埂上目送我们远去，那苍老孤独的身影，不忍回望。 

 其实我是老屋的第一个逃离者，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就侥幸跳出农门。但初入城市那些年，人生从零开始。县城米贵，居亦不易。妻子和孩子最初都是农业户口，俗称半边农。一个人每月几十块钱工资，常常捉襟见肘。没有支持家里多少，反倒是家里的粮食、蔬菜、过年时的猪肉，屡屡被我搜刮。十年后妻子和孩子也农转非（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有两三年时间，可以拿着红塑料皮的购粮证，到粮店打供应米，只是不久就作废了。独生子女政策，住房改革等，都被我们“60后”赶上。人生像江湖，大浪一个个扑来，我们只有不断地扑腾，才能勉强在城市存活下去。老屋与老人，几乎无暇顾及。 

 寨子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亲友们开始“杀广”，到沿海城市闯荡，多数都积攒了一点钱，回来后多选择在马路边建房。原来的老屋就废弃了，寨子里空出了好些房子。房前屋后，甚至院坝都长满了草。风水树倒是更其茂密，除了偶尔的鸟语，就是寂静。人声远去，或汇入沿海的海潮，或堙没于都市的喧嚣。计划生育，寨子里人口渐渐稀少。有一天忽然发现，寨子里好几年没听见过婴儿的哭声了。大年三十，“杀广”的人们赶回来时，寨子还比较热闹。但过了年，又都走了，平常寨子里只剩几个老人。如遇老人过世，需要请遍远近的寨子，才能凑足抬棺的人。 

 终于，祖母走了，父亲走了，最后母亲也走了。老屋成了空巢。

 安葬母亲后那几天，亲友散去，我一个人独守老屋。到了夜晚，那种与世隔绝的空，那种比夜还深的静，啃噬着内心的孤独。这一夜，像一生那么漫长。惊觉自己好像不曾年轻过，突然就老了。遥想谋生几十年的小城，依旧那样陌生。高悬在十多层楼上的蜗居，很难对应“家”这个沉甸甸的词。忽然记起老人们曾经说过，老家是一个人的退身去处。退身一词，一定暗含某种生存智慧。

 正值疫情期间，处处封村封路，我决定趁此简单地修葺老屋。近百年的风雨剥蚀，老屋确实老了。柱子旧得发白，有的裂开了筋口，黑黑的板壁蒙着厚厚的灰尘。但出乎意料的是，用电刨一番打磨，老屋焕然一新。木板的质地依然硬朗，经过岁月浸润的颜色如深沉的古铜，年轮的弧线优美迷人。屋顶上的窑瓦，百年前出窑时的青灰渐变为厚重的墨黑，瓦沟与盖瓦一凹一凸，层层叠叠，荡漾着一种古典的韵律。在简陋的厢房尽头，我请木匠添加了几根柱子，上悬下吊，便生出了走廊栏杆和飞檐翘角。远远望去，有吊脚楼的视觉效果。 

 我重装了堂屋。堂屋是老屋的核心与灵魂，几代人的生进死出，婚丧嫁娶，最正式的人生仪式，都曾在这里进行。我请先生重新安置了香盒。香盒正中的“天地君亲师位”是繁体字，先生写得一丝不苟，暗合古规。人不顶天，地不离土，君不开口，亲不闭目，师不带刀，位不离人。我把逝者一一请上香盒，安了灵位。香盒上有一个祖传的铁磬，样子粗糙，还有点残损，但敲起来余音悠长，在空旷陈旧的堂屋回响。 

 似乎差个名字，几番斟酌后定名龙川草舍，自撰一联：龙川一脉诗书画，草舍半间归去来。 老屋南侧有棵合抱粗的大树，枝繁叶茂，秋天先开黄花，再结灯笼状的红果。我在一些城市，甚至台湾的街头都见到它的影子。它有一个典雅的名字：大夫树。 

 屋边有点空地，可用来种点庄稼蔬菜。随着季节变化，土里也在变着魔术，红薯、土豆、南瓜、白菜、茄子、辣椒、四季豆、豇豆、豌豆，次第冒出。隔年生的冬瓜也不请自来，胖胖的，趴在竹篱上。

 偶尔有人来访，或言文字，或道庄稼。常客是树上的几十只丫雀。还有一只小松鼠，摇着比身子还长的尾巴，在房前屋后的树上蹦来蹦去，它好奇的小眼睛，从高处俯视我的生活。

　　　　　(《南风》2025年4期[5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