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佳薇 人们注意到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像高中，是从高校注重抬头率开始的。  

实际上不只是抬头率，还包括前排落座率、晨读、晚自习、宿舍每日打卡、周日晚点名、家长群等等。当我听说这些并向在高校做辅导员的朋友求证时，对方说，“你不知道，现在跟我们上学那会儿不一样了。”——这也成为我采写《上课必须抬头的大学里没有人快乐》这篇稿子时最常听到的话。 

 任教于西南某高校的袁长庚，感慨如今的大学课堂不如从前他读大学时活跃，做辅导员的朋友也抱怨现在的管理方式更严密，他们无可奈何。 

 开始关注这个选题是在今年春天，我没想到几个月后，“大学辅导员千里家访”“辅导员住进宿舍楼”的报道相继出现——话题的热度不但没有散去，内容还更充实。 

 大家对这种变化的态度也很有意思。 

 我采访过一对父子——父亲齐天清（化名）在大学教书，儿子齐骏（化名）在另一所大学就读。在齐天清工作的学校，辅导员从今年起需和学生一同住在学生宿舍。而作为家长，齐天清则刚刚加入齐骏辅导员建立的家长群。 

 齐天清对大学管理方式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觉得，“现在孩子面临外界的诱惑很大，他们甄别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管理不能太放开。”另一方面，“严格管理的背后要有一个度，学校时刻关注学生的状况，当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发展空间。” 

 作为被管理的一方，学生的态度同样矛盾。受访者原鸣一边抱怨晚自习毫无必要、辅导员管得太宽，一边又坚持晚自习全勤，还在辅导员检查宿舍时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大学三年里，原鸣没逃过课（包括晚自习）。刚开始是因为她的专业课排得太密集，后来呢，新换的辅导员太严格，她也就作罢。她每次萌生逃课的想法时，宿舍内都无人响应，“大家都乖乖的，有人逃的话，我也会逃，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逃课。”——一出被迫“内卷”的好戏就此上演。我一边听，一边又想起2024年上映的电影《好东西》中的一句台词，“那我们就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句流行语，“我们不玩这个游戏行不行？” 

 比起课业繁重、但目标明确的高中，许多人步入大学后感受到的是迷茫。比如齐骏不太在乎晚自习，“大学的自主时间确实变多了，有时候睡一觉时间就过去了，怎么利用时间反而成了很大的问题。”受访者程琦有相似的苦恼，“要操心绩点，参加各种活动，修够学分，还有第二课堂。”每一项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体系，她想兼顾，却力不从心。 

 稿子发出来后，评论区十分热闹。有读者说“都是扩招惹的祸”，也有读者说，“四流学校抓纪律。”但我觉得任何单一的归因都太轻易了。 

 学生吐槽学校管理严，辅导员叹息学生的自理和自立能力愈来愈下降，老师深感无力。无论哪方，身处其中的人显然对自身境遇更清楚，只是没办法不玩这个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