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曾评价说,开拓创新,是邓小平“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　　

　　综观邓小平一生,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这种风范,与邓小平的军旅生涯有关。　　

　　通向巅峰的路是从一个军校教官开始的。　　

　　1926年,22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参加革命。他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冯玉祥创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　　

　　1929年12月和次年2月,他先后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25岁的邓小平成了独当一面的军队和根据地最高领导。　　

　　1931年夏,邓小平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到地方工作,兼任过军分区政委。第一次被打倒后,他先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长征后期开始,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后,他一直在军队任职。从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给人的印象似乎主要做党的工作,事实上,从1949年起,他就是中央军委委员,1954年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当中,当时没有授军衔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这是比较突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免去党政军的所有领导职务。1973年复出后不久,他重新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并参加军队的领导工作。1975年1月还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这一次没过多久,一年零三个月后,他的职务就恢复了。到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9年邓小平退休前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从他1926年回国到1989年退休,在长达63年的岁月里,邓小平没有军职的时间还不到10年。　　

　　长期的军旅生涯,在邓小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在会议上讲话,总是干脆利落,声音调门,富有穿透力,就像临战前的军事动员。　　

　　他平时走路,总是抬头挺胸,好似面对大军,运筹两军对垒的战局。　　

　　虽然没有穿军装,却绵里藏针,不怒自威,总是保持着老兵的气质和风采。　　

　　第二野战军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对邓小平特有的军人风格有着深切的体会。　　

　　在他们的回忆中,很少说话的邓政委,干脆利索,深谙“慈不掌兵”的道理。　　

　　让这些南征北战的将领最难忘怀的,是1946年的那个中秋节。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中秋节这天接到命令去总部开会。各个纵队的司令员都很高兴,想着可以好好吃一顿月饼。赶到司令部,当他们兴奋地伸出手同首长握手时,邓小平却摆摆手,拒绝和他们握手,还严肃地说:“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　　

　　原来,把这些战将招来,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打了胜仗后,部队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群众纪律露出了松懈的苗头,邓小平决心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各部队随即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整顿。于是,历史就留下了这样一幕精彩的记录　　　——战士在屋外露宿,旁边的房门上写着“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几个字。当时的记者拍下的一张照片,如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同样如此。　　

　　1950年春天,解放了的大西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土匪横行,经济萧条,民心浮动。而要解决60万解放军、9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和50万旧行政企业单位职员的吃饭问题,征粮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这年2月,川南行署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在西南局召开的剿匪征粮工作会议上,川南行署的领导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发了脾气,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评道:“川南的粮食没有征上来,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这样严厉的批评,使川南的领导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当晚,邓小平又把他们叫到家里,一面吃饭,一面详细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只有拿到粮食才能站住脚跟的道理,使川南领导的思想疙瘩得到了解脱。同时又考虑到川南土匪严重的现实,派了十五军前去协助剿匪和征粮。在川南党委和行署的努力下,到了8月份就全部完成了征粮任务。　　

　　从邓小平的人生旅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从16岁远赴异国他乡开始,邓小平在他那个年龄就显示出了敢于独闯天下的禀赋。在革命岁月,他常常独当大任,作为一把手去开辟凶险难测的新局面。　　

　　当然,最能显示他的勇气和胆略的,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1947年,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一时间,这两个解放区风狂雨骤,黑云压城。　　

　　第二野战军虽然不是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却处在两大战略区的中间。如果把敌人的部署比作扁担的两端,二野正处在这条扁担的中间,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把这副扁担挑起来,把两边的敌人都吸引过来,以迟滞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　　

　　1947年夏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发了一个绝密电报,电报上的四个大写的A字,表明这份电报十万火急而又高度机密。电报上说: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是啊,以彭德怀的两万多军队,迎战胡宗南的二十多万精锐,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实身处险境,面临危局。　　

　　中央给刘、邓的要求,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国民党统治的后方进军,威胁武汉、南京,拖住敌人,以减轻陕北和山东的压力。　　

　　远在陕北高原的领袖们急切地关注着刘邓大军的行

　　泽东得到他们进入大别山的报告后,给予了这样的评价:“20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　　

　　但刘邓大军的困难也超乎想象。别的部队担心他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提出前来增援,邓小平回电拒绝了。　　

　　42年后,邓小平和当年的战友们谈起这段往事,依然感慨万千:“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　　

　　曾和邓小平共事多年的刘伯承,在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时候,曾向副院长张震提出一个问题:“你看,小平同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为什么打仗决心那么正确?”张震想了想,回答说:“可能是小平同志了解上级的意图、当前的敌情和自己的部队吧?”刘伯承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关键在于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掌握了军事辩证法,因此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断,这是最重要的。”　　

　　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决断,敢于拍板的闯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邓小平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统帅,从不怕为捍卫真理和人民利益而得罪什么人。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当选为军委主席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等大家都发言后,他却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不是选我做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削减军费。大家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就散会。”　　

　　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　　

　　(摘自《为什么是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