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因此,1924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随着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恰是这些暗流,加上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没有及时送达,导致中共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中共四大召开前,毛泽东曾两次发出通知,但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后毛泽东回湖南养病,着手开展农民运动,未能出席大会。　　

　　中共四大诞生了14项文件,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首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首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本组织,首次提出专门针对宣传工作的决议,首次正式提出成立和组织党团的问题,首次明确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等。　　

　　中共四大召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正能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由上海肇端席卷全国,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的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毛泽东返回湖南后,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年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江山。　　

　　在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遍及全国,党员数量增长迅猛。中共四大召开时,仅有994名共产党员,至年底达1万人,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近5.8万名,两年多党员数量增长了57倍。同时,党组织呈爆发式增长,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全国都建立了党组织或有了党员。亲历中共四大的蔡和森由衷地赞叹:“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5年是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本专题回顾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经过及意义、影响,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　　

　　毛泽东亲笔签署大会通知　　

　　在保存下来的有关中共四大的档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8月31日由毛泽东签署中共中央的一份通知。这是一份为了筹备中共四大,中共中央致各地党组织,广泛征求各地意见的通知。其具体内容如下:　　

　　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长:　　

　　第四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事必有许多意见,望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表其所见,并于每个小组会议时将上述各点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局;同志个人有特别意见者可特别指令他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接到此项报告及意见书,即于最近期(第五六期)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讨论决议之材料。此次报告及意见书寄来以速为好。望回信。　　

　　莫斯科　　

　　钟英　　

　　八月三十一日　　

　　这份署名为“钟英”的通知,经有关部门鉴定,是毛泽东的笔迹,“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　　

　　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其中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通知,便由时任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签署下发。　　

　　在这份通知的左侧,还另有两行文字说明,内容为:“这是C.P.中央来的信,各位同志有意见时,请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为盼。旅莫C.P.支部。”其中,还在“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旁边画圈进行了重点强调。当时的中共旅莫支部,是中共在留苏学生建立的基层组织,主要由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组成。最初,担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罗亦农、彭述之、刘少奇、卜士奇等人。彭述之担任旅莫支部书记后,代表旅莫支部回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并参与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担任了大会的秘书长。　　

　　“各区各地方委员会”,指在1924年8月之前中共成立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分散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此外,还有莫斯科的旅莫支部和周恩来所在的旅欧支部。周恩来就是以旅欧支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四大的。　　

　　从这份通知可以看出,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是相当烦琐和艰辛的,且发给各个地区的所有通知都必须用毛笔抄写完成。　　

　　在这份通知发出一周后,陈独秀于9月7日给此时已经回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信中写道:“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七、八、九、十月份的钱来。”他还特别指出:“既然我们的同志对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都很了解,而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所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召开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这份通知和8月31日的那份通知一样,也由毛泽东亲笔签署。因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24年11月15日,所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各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在11月1日前将材料“汇交中局”,各地代表也应于11月14日前抵达上海。　　

　　11月1日,陈独秀、毛泽东又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二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党内组织工作。通告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通告要求纠正以上缺点,并提出具体措施。　　

　　然而,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并没有及时送达,中共四大遂无法按期举行。　　

　　弄堂里的群英会　　

　　一再延期的中共四大终于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虹口川公路的一条弄堂内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举行,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弄堂内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弄堂内的平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预备度过又一个年关,他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这次会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等20名代表陆续进入会场。　　

　　在大会上,陈独秀用铿锵有力的语调作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却因在党内高层年龄最大,又一直担任共产党的领袖,被党员们私下称为“老头子”。　　

　　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这次党代会上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　　

　　根据《瞿秋白年谱详编》记载,中共四大召开前,瞿秋白接到通知,便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大会。但是,瞿秋白15日赶到上海时,大会已开幕,并特地推迟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此次大会上,瞿秋白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并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局,参与领导理论宣传工作。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带来了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中共四大结束后,瞿秋白曾写信给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再次谈到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年仅27岁的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于1924年7月底从巴黎回国,带回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对周恩来这样评价:“活动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研究。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周恩来回国后不负众望,1924年11月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明敏干练,对大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据天津代表李逸回忆:　　

　　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顺便说及,他于1924年暮春由莫斯科返国,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准备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天津工作,乃天津某些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他有成见,表示反对。中央乃改派他去广州。这一来,他反而因挫折而得福,一则当时广州的革命高潮恰好给他以发抒抱负的机会,奠定他日后成就的基础;二则彼时北方白色恐怖严重,他去了广州,中央改派一位新由莫斯科回来的川人李季达到天津负责。乃仅仅两年,就遭直鲁系军阀逮捕杀害。周恩来在天津是五四运动健将之一,许多人都认识他,在秘密工作中很难掩蔽。　　

　　毛泽东:“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为国共合作呕心沥血的李大钊未能参加这次大会,而是协助扶病北上的孙中山,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积极奔走。这位党的重要创始人,有生之年仅参加过中共三大。　　

　　毛泽东作为中共三大的中央局秘书,为筹备中共四大做了很多工作,此时他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在共产党内又被嘲笑为“胡汉民的秘书”,再加上因工作劳累过度而患病,他身心俱疲。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于1924年底偕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离开上海,回湖南疗养,缺席了此次大会。在延安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同样缺席中共四大的还有陈延年。中共四大召开前,陈延年和彭述之、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等人一起由莫斯科及巴黎回国。陈延年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部长,以及宣传委员会委员三项职务,“一天跑到晚,食宿无定所”。陈延年很希望出席党的四大,如果能够参加大会,除了有利于工作,他肯定还能见到他的父亲——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陈独秀。在一般人眼里,因为陈独秀对儿子特别严厉,父子俩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亲密,但仍是同志加亲人。陈延年在1925年1月5日致弟弟陈乔年及王若飞、罗亦农的信中提到此事:“我本也想去,但国际及区委均反对。”因为此时陈延年在广东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陈延年专门负责此事。陈延年认为,农民运动非常重要。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四大,但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向中共四大提出了设立农运大学的建议。　　

　　“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　　

　　中共四大召开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除了负责会议记录,还担任向导,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郑超麟曾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中共四大会议过程中的一些趣事: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甚么机关。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取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也曾回忆中共四大往事: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陈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此外就是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账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　　

　　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是维经斯基(化名伍廷康)。某日会议结束时,秘书处报告称维经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份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会合。我们依时前往,见到维经斯基。他开口就说他原来准备就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已引起租界方面注意,只好停止进行,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任翻译者是张太雷或他人已记不清,只记得他关照各代表分批外出,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我们外出时并未见路上有何异状,只是突然有许多华人晚间进入苏领馆,自难免引起警探注意。至于维经斯基所说的报告,则直到终会也未见在会议中提出。　　

　　最后一项节目是推举第四届中央委员。当时,山东代表尹宽提出异议,说在他动身之前,山东同志有一项意见,表示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仲甫当时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未坚持。张国焘是中共原始建造人之一,在劳工和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能力极强,缺点也多,所以引起若干人不满。他原为二届三名中委之一,负责中央组织部;到三届大会因一些争端未能蝉联中委。此次大会他未能出席,但有一信写给大会,申述他的一些意见,只记得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籍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有人认为他这封信无异于一种竞选中委的伎俩,结果如愿以偿。　　

　　中共四大在党史上的六个“首创”　　

　　在农历除夕的前夜——1925年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迈声音,那声音仿佛有雷霆万钧之力,撼人心魄。　　

　　中共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1年多的经验,诞生了14项文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明确了一些新举措、新做法,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共四大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漠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但大会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　　

　　首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共四大提出了内涵较为丰富的工农联盟思想。大会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指出: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80%,他们实际上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债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人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大会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会还指出:“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大会要求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入手,“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团结劳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尤为可贵的是,在土地、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等重要问题上,大会指出:应当在农民中宣传“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组织“农民自卫军”等主张。这些观点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在党代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写进了大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极其深远,表明党已开始初步探索具体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首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本组织。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同时,简化人党程序,把过去须先人共青团而后人党的做法,改为直接人党的办法: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经支部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批准,即为候补党员这与今天发展基层党员的做法一致。从中共四大开始,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也沿袭至今。　　

　　首次提出专门针对宣传工作的决议。中共四大把党的宣传工作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大会专门作出《对于宜传工作之议决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开展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大会肯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成绩,认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但对于党的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系统而又深刻的批评,特别是认为对党内“左”倾和右倾思想及行为不仅需要批评而且必须予以纠正。　　

　　首次正式提出成立和组织党团的问题。中共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中共四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强调党团问题:一是明确了成立党团的范围和目的。“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二是党团的人员构成,主要为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成员“合组”是党团隶属于各级党组织并接受领导。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决议中对党团问题作出规定,党团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设在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的一种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　　

　　首次明确将妇女解放运动纳人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中共四大首次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被压迫的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要素。"若要实现妇女解放,培养妇女于部是切实有效的措施,而大力发展女党员则是培养妇女干部的重要方式。《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要求各地注意发展女党员,因为“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相关机均或者社会上的各类妇女团体的名义在广州、上海、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地创办了大量的妇女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各地的妇女培训场所较为严格地遵从了中共中央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既有效地实现了各界妇女的联合,也培养了妇女人才。同时,党的四大要求“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即便是没有女党员的地方也应组织。这样,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逐渐发展”。　　

　　中共四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第四届中央委员的产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选举,而是由上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事先拟议的一份名单交给大会表决。中共四大一致同意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两三次全体会议,这五人主席团实际上领导了党中央机构的运转。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和党员训练三部分,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此外还有宣传部、工农部等。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了很多,陈独秀的权力也随之扩大,成为党内名副其实的“家长”。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后来,向警予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1925年的中国并不太平,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然而,中共四大召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正能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由上海肇端席卷全国,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的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毛泽东返回湖南后,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年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江山。　　

　　在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遍及全国,党员数量增长迅猛。中共四大召开时,仅有994名共产党员,至年底达1万人,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近5.8万名,两年多里党员数量增长了57倍。同时,党组织呈爆发式增长,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全国都建立了党组织或有了党员。亲历中共四大的蔡和森由衷地赞叹:“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从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编/刘静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见证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完善——毛泽东签署的两份关于召开中共四大通知的背后》,李蓉/文,《中国档案报》2025年1月10日;《党代会上也有趣事:郑超麟、李逸回忆四大》,李颖/文,《人民政协报》2012年9月10日;《中共四大轶事》,李蓉、叶成林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中共四大的六个“首创”》,王刚/文,《党史博采》2025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