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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礼堂
八十年代初，老陆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部队里放电影。 他身形挺拔，眉目清朗，看上去很像个男影星。 某个天高云轻的秋日下午，他在柳浪闻莺照了张相，随信一起寄给在老家供销社工作的未婚妻。 未婚妻收信后，火速去城里绞辫子，烫头发，带着大包小包的物件，赶了三天汽车、轮船到杭州探亲。 小住了两个月，回去时，肚子里不知不觉揣上了一个娃。
那个娃自然是我。 虽然他们年底在老家办了婚礼，宴请亲朋好友时，新娘穿着大红袄子敬酒，并看不出什么异常。 但是，次年六月我就出生了。 乡间多的是野生数学家，只要算算日子，他们就洞悉了宇宙间所有的秘密。 因此，在背地里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杭州种”。 这话带着很复杂的感情色彩，大部分是揶揄和调侃，甚至还有点莫名的艳羡。 年幼的我自然是听不出来，而老陆也并不在意，只有我妈愤愤不平。 她指着五斗柜上的一张彩色照片，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们在部队里参加的集体婚礼，回家只是按老规矩补办了酒席。 ”
那张照片镶嵌在一个暗红色的木质相框里，相框简洁而精美，是老陆亲手做的。 他不仅会做相框，还会画画，包括铅笔画、毛笔画以及用烙铁在木板上画。 部队的领导很会用人，安排老陆去放电影和出黑板报，而没有打发他养猪或者去炊事班。 否则，这些文艺细胞活跃起来，老陆可能会忍不住在猪屁股上刺青再做成东坡肘子，要是不小心端到首长的餐桌上，那麻烦就大了。 幸亏他遇上了伯乐，所以才有机会带着妻子和另外几对新人站在部队小礼堂门口，胸前戴着绸布大红花，脸上挂着极其正规的笑容，意气风发，姿态昂扬地拍下了这张值得珍藏一生的照片。
背景上的小礼堂从前是个教堂，略有些拜占庭风格。 虽然几经修葺和改造，整体样子已经很军事化了，但罗马柱和圆顶拱门依旧清晰可辨，即便从照片上看也是独特而漂亮的。 漂亮是很重要的优点，可以让人忽略背景，不去深究它曾经用来做过什么。 就像好看的姑娘一样，总让人愿意相信她是纯洁的。 我和小礼堂从未谋面，但它在我心里却是无比清晰的。 因为老陆在我童年的许多夜晚，反反复复描摹过那些细碎而具体的情节，把它们变成一帧帧画面，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循环播放。 因此，我仿佛亲历过那些蓬勃的日子，目睹着年轻的身影在礼堂开会、唱歌、舞蹈、朗诵……我相信那些日子都是闪闪发光的，因为老陆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也在黑暗里闪着光芒，像是遥远的星星。 我母亲则会适时地补充一些细节，说每到节假日，老陆总是特别忙。 要早早联系片源，提前用彩色颜料写好影讯，张贴在显眼的地方。 战友们围过来看简介时，他会耐心地介绍主要内容和演员阵容。 但如果有人要求剧透关键信息，老陆则笑而不答，默默地去小礼堂检查电路，拭擦镜头，倒好胶片。 等战友们陆续坐定后，随着一声哨响，灯光熄灭，礼堂里如同鸿蒙未开般幽暗静谧。 这时，老陆在高处的放映室打出一束光，投射幕布上，徐徐牵引出一个瑰丽而壮阔的世界。 大家的眼睛紧盯着银幕，心情随着剧情跌宕起伏，中途连厕所都舍不得去上。 散场时，每个人都沉浸在剧情中，讨论，模仿，复述台词或者是轻哼主题曲……电影的魅力给老陆也平添上一层光环，甚至有人说，他像《大篷车》的男主角吉滕德拉。 老陆仍旧是笑笑不答话，但是他自来卷的头发悄悄留长了，蓬松卷曲，像吉普赛青年。
每当老陆沉浸在往事中的时候，情绪往往特别好。 但他的“苏妮塔”总是催促我们早点睡觉，理由是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祈求他们再讲最后一个故事，可是没有人理会我。 我翻来覆去，看到月光从不太遮光的帘子外透进来，将梳妆台的影子投到墙上，宛如一艘带桅杆的船。 这艘船稳稳地航行在时光的河流上，你感觉不到它在移动，但是一不留意就模糊了过去和未来的界限。 现实和梦境交替着，把我们推向不可预知的远方。
影剧院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是个解放军，在遥远的地方工作，很久才回来一次。 大部分时间，我都跟着母亲在供销社的糖缸和酱缸边长大，听惯了她们用剪刀将布匹剪开一个口子，然后熟练地“嘶啦”一声，准确无误撕到尽头； 也看惯了营业员将发票夹起来，用钢丝绳飞到会计头顶； 更知道她们“刮缸底”和“扯布尾”的潜规则。 供销社的柜台很高，我曾经头朝下摔下来过，半天没有动弹，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母亲开始嚎啕大哭，卖布的阿姨甚至已经在计算要多少尺白布足够把我裹起来而又不浪费。 但我奇迹般地爬起来了，没有头晕呕吐，也没有呆掉傻掉，只是突然莫名渴望将来继承母业去站柜台，因为我发现里面的地面比外面高很多，所以这些营业员们看上去总是居高临下，因为她们真的站在了高处。
我的理想刚刚发芽，还没来得及生根，我的父亲老陆就回来了。 他的工作仍旧是放电影，只不过地点从部队小礼堂变成了乡镇影剧院。 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从部队回来，但似乎也不必明白。 父亲回家了，能够天天给我讲故事，我想看电影随时都能看，而且还是免费的，这有什么不好呢？ 要知道，影剧院是我们小镇上最宏大的建筑，坐北朝南，门口是全镇最繁华的马路，摆摊卖菜、卖衣服、卖水果、卖花生瓜子的全都在影剧院的小广场和马路边。 白天那些赶集买东西的都聚在这里，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影剧院门口的霓虹灯亮起，它成为整个小镇最光明璀璨的灯塔。 人们被这光亮指引着，像夜航的船只一样聚拢而来，盼着看一场精彩的电影。 我和父母一起，坐在高高的放映室里，通过一个小窗口，俯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他们手里拿着花生、瓜子、甘蔗、糖果、橘子水、牛奶棒冰……咀嚼着，分享着，看着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小孩子追逐嬉闹着，我的脸上会浮现出和大人一样的微笑，静静地等待着大灯关闭，放映机的光柱穿过尘埃的微粒和人群的呼吸投射在大银幕上。 我觉得父亲厉害极了，像神明的使者，通过光影让大人变成小孩子，小孩子变成大人，而大家都一样安静而快乐。 我又开始觉得，这个比站柜台有意思多了，等长大了，我也要和老陆一样放电影。
但是这样理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我母亲的肚皮一天比一天鼓起，我们家的气氛也变得神秘而严肃。 父母都不去上班了，还不断有陌生人把他们喊去谈话。 我没人照管，就被送到外婆家。 我在隔壁的小学校旁听了几个月的课，打了几次小朋友，敲碎过一次窗玻璃，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弟弟已经出生了。 奶奶送过来一对银镯子和一个金锁片，安慰我爸说：“工作丢了不要紧，有儿子就有后了。 ”
我这时才明白，老陆生儿子是蓄谋已久的事情，他知道工作会丢，甚至连退路都已经计划好了。 他把村里废弃的大会堂承包了下来，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新的电影院。 他还挖了一口池塘，要育珍珠蚌的种苗。 因为这几年附近的乡村都流行养珍珠，可是种苗却要到浙江买，运输成本太高了。 他有个浙江战友会这门技术，便过去学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便一边整修大会堂，一边育珍珠蚌的苗，忙得不可开交。
大人再忙跟小孩子都是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忙他们的，我玩我的。 再说，家里多了一个小男孩，哪里还顾得上我呢？ 就像小伙伴们说的那样，有了弟弟的女孩都是“老糙米”，新米上市立马就跌价了。 我赌气似的跟着男孩们满村子疯玩，到了大会堂门口，透过紧闭的破旧大门，朝黑咕隆咚的里头看了一眼，我说，从今往后，这就是我家的了。 男孩们指着不高不矮的窗子怂恿我说，那你有本事进去看看啊！ 我果真就爬了进去，但没想到的是一头牛不知从哪也钻了进去，与我狭路相逢，面对面对峙着。 四目相看了半天，它忽然低下头去，用牛角对着我。 我大惊，怪叫一声，鬼使神差蹿到牛背上去了。 牛更惊，在空荡荡的大会堂里奔跑起来，想把我甩下去。 我很害怕，只能死死抓住牛角。 外面不知道谁把大门打开了，牛猛然见到光亮，不顾一切冲了出去，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骑牛出关。 我想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很威风的，但是结局却很悲惨，一出来就被甩下了牛背，摔得满嘴是血。 我奶奶说，晦气晦气，还没开门呢，就见血了。 老陆说，万幸啊，还好没被牛踩到。
大会堂很快被收拾干净了。 搬出堆积多年的杂物，还找出了巨大的蛇皮，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一条像样的蛇。 心灵手巧的小木匠用杉木打了一排排凳子，给舞台上装上幕布，电影院的雏形就出来了，他也成了我的姑父。 开张的时候，门口放了很多很多炮仗，还免费放了三天电影，附近几个村的人都赶过来看，天天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那段时间，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红遍大江南北，人人都要带上小手帕到影院里哭上一哭才算时髦。 老陆将这部影片放了一遍又一遍，轻轻松松赚了几个月工资。 他乐观地认为，电影院一定会这样红火下去。
然而，到了农忙季节，除了恋爱的小青年，再也没有多少人有空以及有闲钱往电影院跑了。 偶尔人家有红白喜事包场，观众才会多些。 盛夏来临，电影院不咸不淡地维持着，而池塘里的蚌苗们却在昼夜不停地疯狂长大。 老陆白天给河蚌们换水、喂食，晚上去放电影。 母亲在池塘周边种了很多西红柿，每天太阳落山时，都能摘上一大筐粉红的果实。 家里吃不完就拿到电影院去，顾客买一张电影票就赠送一个西红柿。 那西红柿口感特别好，饱满馥郁，咬一口能吸出丰沛酸甜的汁水。 他们说吸西红柿的声音像是在亲嘴，于是灯一暗，到处都是这种声音。
到了年底，西红柿和《妈妈再爱我一次》都没能拯救票房，电影院总体来说是亏的。 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珍珠蚌大丰收，并且卖上了好价钱，老陆竟然很意外地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他又一次戴上大红花去镇里参加表彰大会，分享勤劳致富的经验，甚至还上了市里的报纸。 照片上，他自来卷的头发擦了摩丝，显得光亮无比。
大篷船
船从狭小的闸口驶入内河，远处水泥桥上的小孩们便跳跃着挥起手来。 有的则飞奔而去，不用猜都知道他们定是一边跑一边报信：电影船来啦！ 电影船来啦！
是的，我们的电影船真的是非常显眼。 它的顶棚方方正正，如同一座在水上移动的房子。 更特别的是颜色刷成了和胶片边缘一样的棕黄，在傍晚的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色彩。 这是老陆用卖珍珠蚌的钱从镇里买来的。 刚接手的时候，它看上去破败不堪，但是稍微一整修，换掉腐朽的木头，重新刷一遍油漆，就立刻光亮起来了。 在水乡，所有的村庄都被河流和湖泊包围着，船是抵达任何彼岸的最佳工具。 上一年珍珠蚌大卖，但珍珠的行情惨淡，这条路无形中也就断了。 村里的人口有限，外村人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也不太愿意赶着夜路来看电影，电影院这条路也很艰难。 老陆说，没有路，船就是路。 于是，他开着电影船，像吉普赛人一样，从一个村庄航行到另一个村庄去寻找生活的出路。
还好乡村有良好的新风俗，每个村集体一年都会放几场电影犒劳自己的成员，也惠泽附近的村民，促进亲戚们走动走动。 村民家里有红白喜事、做寿建房也喜欢放一场电影热闹热闹，所以，只要肯跑，电影船总会有生意的。 我母亲也从镇供销社调到了村里的供销点，主要销售农药和化肥。 镇里的个体户越来越多，供销社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她的那些同事们天天在社里打毛衣嗑瓜子，工资都快发不出了。 对比之下，我母亲觉得自己到村里还算明智的，虽然化肥农药气味刺鼻，至少还能拿到工资，又能照顾孩子，也算是两全其美。
到了周末，我们会跟着父亲出去放电影，这对于我和弟弟来说，简直是一次小小的旅行。 我们坐在船舱里，隔着玻璃窗看河边里的莲叶和水草，看河岸上人家种的花草和菜蔬，看妇女们在水码头边洗衣服，看路过的船队上装了什么东西……我们的船也是一个小小的家，有床铺可以睡觉，有煤油炉子可以做饭，但是基本上用不着做饭。 因为每到一处放电影，人家总会把我们当客人招待。 村里包场会提前杀一只老鹅或是煮一大锅鱼等我们，人家办红白喜事自然有流水席，添几个人就添几双筷子罢了。
船一靠岸，总有心急的小年轻跳上来，帮忙定下锚，将船停稳。 然后七手八脚把幕布、竹竿、电缆之类的搬下去，拿到固定的地点。 那里早就支好了放电影机的八仙桌，周围也早就有人用自己的条凳占好了地方。 凳子上写着主人的名字，谁也不好乱动，否则很容易引发战争。 为看电影抢位置打到派出所的，可不算什么新鲜事。
老陆的“大篷船”似乎找对了方向，到各个村里虽然是放露天电影，但基本上场场爆满。 即便不按人头收费，但这种人声鼎沸的热闹让他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尤其片子特别好看的时候，就算是下雨、下雪，人们也不肯散去，撑着伞，穿着雨衣也要把整场看完。 天气好的时候，人自然是更多，我常和弟弟一人一边，坐在电影机两侧，这是全场最高也是最好的位置，能避过所有的人头到银幕，也可以从独特的角度俯瞰全场。 我们就这样看了许多场电影，也到过许多个村庄，但留在脑海中场景几乎都是一样的，那种深夜旷野里升腾的雾气，刺破夜空的凌厉光电，喇叭里的嘈杂纷乱的音乐，被风一吹，都皱成了一个美丽而不完整的梦。
我们常常在电影还没有散场的时候就已经很困了，母亲会提前送我们到船上去睡觉。 我常常在半梦半醒间感觉到船身摇晃得厉害，那是父母收拾好放电影的设备，在午夜归来了。 有时候他们会用煤油炉煮一点夜宵吃，下阳春面或是煮馓子，一边吃一边聊，说现在村里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看电影远不如以前热闹。 而且现在每个村里都开了录像厅，有些还放黄片，把小孩都教坏了……他们叹息着，我也觉得心情沉重。 电影船在河面上摇啊摇的，令人觉得有些烦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河面起风了。
老陆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 这些年他走到哪里都有人递烟，学会抽烟也并不奇怪。 只是他的烟越抽越多，电影船在家停留的日子越来越多，老陆的脾气变得很暴躁。 我随手拿根火柴，轻轻弹了出去，火柴像导弹一样拖着一条细细的尾巴落在地上，旋即熄灭了。 老陆莫名其妙拿起桑树枝就抽我，我在院子里抱头鼠窜，心里非常诧异，以前我将鞭炮塞进玻璃瓶，把邻居家的茅坑炸爆了他也没这么打我，如今是怎么了？ 老陆把桑树枝抽断了，我的屁股上留下纵横交错的伤痕，其实倒不是很疼，只是十多岁的姑娘还被打，实在是很丢脸。 我委屈地嚎啕大哭，他背对着我，肩膀在颤动，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巨幕厅
在我的印象中，老陆一直是个很文艺的人。 当然，我知道“文艺”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
我不知道“文艺细胞”这种东西是与生俱有的还是来自于后天的熏陶，但我相信电影对老陆的人生肯定存在着巨大的影响。 他日常的做派和腔调明显区别于他的老伙伴们，包括那些野生的数学家和自封的哲学家。 首先老陆的审美旨趣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动手能力极强。 我们家门口的花坛是他亲手所建，那些精巧图案连经验丰富的瓦匠都叹为观止，以至于那张图纸被反复抄袭了不下上百遍，搞得像是村里统一规划的。 但花坛里的植物别人模仿不来，老陆根据季节和植株大小错落种植着美人蕉、剑麻、月季、绣球、栀子、虞美人等，精心照料，时常修剪，看上去总是欣欣向荣的样子。 就连我家的菜园，也和别人家不一样，他没有用竹篱笆随便围起来挡挡鸡鸭和牲畜，而是不知从哪里寻来了旧地板，锯成剑一样的尖头，做成整整齐齐的木篱笆，像是欧式的小庄园。 他还在篱笆脚下种了牵牛和茑萝，开花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院子里花团锦簇，家里自然也不能太简朴。 老陆用烙铁在柜子上画出山水和花鸟，餐具上铺了桌布，再压上玻璃。 他经常从野外和院子里剪上一束花插上，有时候把花夹在厚书本里阴干了，再细心压到玻璃下，显得非常别致。 他喜欢买茶具和餐具，出差的时候经常会带回来几个漂亮的杯子和盘子。 我妈常常抱怨他买回了许多无用的东西，但我却很买账，觉得同样的食物装在好看的盘子里美味就会被放大，就连白开水放在漂亮杯子里也会更好喝。
在穿着上，老陆同样不肯马虎。 他有成套的、带马甲的西装，有很多双皮鞋，擦得干干净净放在鞋架上。 他戴圆边的遮阳帽，但从不戴鸭舌帽。 夏天就算全村的老少爷们都光着膀子，他也要保留一件白背心。 冬天再冷，他都不肯穿棉袄，总是穿着笔挺的毛呢大衣。 但是这些年他扛不住了，因为瘦，一入冬就怕冷，不得不早早穿上羽绒服。 是的，老陆已经六十多了，早就当上了外公和爷爷，当初那个“文艺青年”在粗粝的岁月反复摩擦下，终于变成了一个“普通老头”。
这个老头不仅仅是普通，简直还是俗气的。 虽然他还讲究穿着，也养着花草，但他现在的爱好是抽烟、喝酒、打牌以及用手机刷小视频。 我简直不能容忍那个用竹子和宣纸给我做风筝的父亲给孩子们买塑料喜羊羊当玩具，也不能接受他为了买便宜一点的菜要起大早骑着电动车到很远的菜市场。 更是反感他经常为了面子和虚荣心让我和弟弟去办一些很为难的事情。 我很惊惧他的这些变化，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某些方面很像他，他的庸俗和堕落是不是预示着我有一天也会如此呢？
我看着他，经常觉得陌生和恐惧。 除了日常的交流，我刻意回避与他深谈，却又从多个侧面了解和分析他。 他曾经成为过“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但由于性格的局限和缺乏足够的野心，导致命运起起落落，在暴富和赤贫间趟过几个来回。 许多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也永远不会说。 但我还是在别人口中得知他当初下定决心把电影船卖给弹棉花的，改行去学建筑监理的真正原因。 原来是一个包工头的母亲去世，让老陆给死人放了三晚的电影，而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观众。 老太太喜欢看电影，但因为儿女众多，总是忙个不停，生前竟从未看过一场完整的片子，这是包工头儿子对她的补偿。
卖掉电影船的老陆，后来也成了一个包工头。 那些年似乎随便拉几个人成立一个建筑队就能挣很多的钱，简直魔幻极了。 老陆有了钱，变得很膨胀，不仅自己用上大哥大和摩托罗拉，甚至还给读高中的女儿也买了索尼爱立信，让我成为全校第一个用手机的学生。 我用着手机和巨额的零花钱，成为同学眼中的“富二代”，却总觉得非常心虚。 周末回家，看到专门请的家教老师在辅导我弟弟学习，客厅里坐满了不知道哪一路的亲戚朋友，母亲和保姆则在厨房里烟熏火燎地忙着……我看着这一切，更觉得不安，内心充满一种做着“黄粱美梦”虚无感。 果然，几年后，因为一笔错误的投资，老陆几乎亏得血本无归，还陷入了麻烦的三角债中，全家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彻底解脱出来。 而老陆，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悄然变成名副其实的老陆，就像街上所有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俭省度日的寻常老头一样。 偶尔跟别人吹牛，也会说一说当年的风光。 他现在过得太平常了，没有任何值得说道的。 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儿女都是踏实勤奋的人，是别人眼里省心的孩子，所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过着平庸日子，而没有任何再去跟命运计较一番的想法。
老陆每日要做的事情也和别人差不多，买菜、带孙子，喝点小酒、打个小牌。 他依然喜欢新事物，电脑和手机用得很熟练，也听得懂年轻人讲的段子，甚至还愿意尝尝我们喝的奶茶和咖啡。 但是他从来不肯去电影院，总是说他看过的电影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多。 我们都明白是什么原因，但谁也没有点破他的近乡情怯。
世界的变化总是像老陆做的万花筒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是什么样子。 谁也没有料到形势一片大好的电影院会因为新冠病毒的袭击而再次遇上寒冬。 更意外的是影院解禁之后，老陆居然毫无征兆地主动要求去看一场电影。 我们觉得非常惊讶，一边猜测着他的想法，一边赶紧安排，用卡券预定了最好的VIP巨幕厅，还是可以放平躺着看的座位。 我们一心想让执拗的老陆感受到科技的魅力，让他再次爱上电影院。
然而老陆表现得相当平静，丝毫没有被豪华的装修和夸张的海报震撼到，也没有抚今追昔说一番感慨的话。 他捧着外孙给的可乐和爆米花，从从容容跟我们进了巨幕厅，环顾一眼，不屑地说：“哦，原来银幕大一点就叫巨幕厅啊，真是唬人的，也就你们肯花这个冤枉钱。 ”我们带着他到座位上，指导他坐好，躺平，戴上3D眼镜，我觉得他身体有些不协调，像是在医院做CT般紧张僵硬，不由得笑了出来。 但儿子说，外公，你别紧张，就当躺在家里沙发上看电视。
这是一部口碑很不错的科幻电影，特效和画面都令人叹为观止。 但这一个半小时，老陆可能感觉很遭罪。 因为可乐喝多了，他中途上过两次厕所，回来时迷路了，找不到放映厅，还是外孙去接他进来的。 每次躺到椅子上又是一番折腾，还引得后排的小情侣轻声抱怨。 我怀疑老陆肯定脸都红了，他是那么好面子的人。 但是，我躺在舒适的椅子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好容易电影散场了，老陆第一个站起来，却等到别人几乎都走了才出去。 孩子问他：“外公，电影好看吗？ ”老陆说：“光影技术是非常了得，但情节还是那么回事。 ”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下自动扶梯，老陆个子高，我平时很少有机会看到他的头顶，或者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 此刻看见他染过的黑发根部新长上来许多倔强的白头发，像是不甘心被埋没的真相。 我的鼻子忽然很酸，眼泪就涌了出来。 我不想他们看见我矫情的样子，于是低下头，垂下长发遮着脸，用平静的语调说：“我们下次去普通厅看故事片吧。 ”
老陆头也不回地摇摇手，坚决地说：“不来了！ ”
我相信老陆真的不会再来了，因为现在的电影院，再也不是他的电影院了。